一天,张寿臣说完相声下来,后台来人告诉他,外面有人要见他。张寿臣出来相见,这位大汉忙上前对他说:“张先生,有个朋友在楼下饭馆等你,他让我前来请你。”张寿臣忙问是谁,这大汉也不肯说出姓名,只说:“到了饭馆,你一见便知!”
张寿臣很快来到饭馆,走进雅座一看这位朋友,自己并不认识,只见他面目黝黑,态度端庄,两眼炯炯放光。张寿臣正在纳闷,这位朋友和蔼地迎上来,请他坐在上首,微笑着说:“张先生,久仰大名。刚才我听到你表演的相声,很好。你在说相声前谈到的那个吉鸿昌,你认识吗?”张寿臣说:“并不认识。”这位朋友又笑着说:“我就是吉鸿昌!”张寿臣一听,又惊又喜,忙站起身来,紧紧抓住吉鸿昌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吉鸿昌忙请张寿臣坐定,俩人就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似地攀谈起来。吉鸿昌向张寿臣询问了曲艺艺人的生活景况,最后诚恳地说:“人生得一知己,死也无恨。不想我戎马半生,竟在艺人当中很荣幸地得到你这位有气节、有名望的知己,实在佩服你的见识和胆量。不过处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时代里,我以朋友的立场劝告你,希望你以后在台上说话要注意,免得招来麻烦。来日方长,不必去作无谓的牺牲!因为你跟我的处境不同,假如你为我牺牲了生命,都没有地方诉冤。我是朝夕不保,危险万分,说不定哪一天就要遭他们的暗算。今天,我也不留你吃饭了,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过几天,我让人给你送点东西,作为纪念。朋友,咱们后会有期!”
张寿臣听了吉鸿昌的话,十分感动,怀着爱戴与感激之情,依恋不舍地和他握别。过了两天,便收到吉鸿昌让人送来的两本宣传抗日的书。不久,就传来吉鸿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消息,11月24日,吉鸿昌被杀害,张寿臣悲愤万分。这次会见对张寿臣的政治思想、艺术生活影响很大,张寿臣生前常用“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形容这次难忘的会见。吉鸿昌与张寿臣在险恶风浪中建立的这种诚挚友谊,至今仍在曲苑传为佳话。
1933年9月,抗日同盟军失败,吉鸿昌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斗争。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党组领导成员。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自己住宅,设立秘密印刷所,印刷大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八、九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人员被捕,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分会将其逮捕。党组织通知他赶快撤离天津,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面会的广西抗日反蒋代表也尚未到达,于是吉鸿昌决定暂时留下。11月9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45号房间。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突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面对敌人连续审讯,他“态度倔强,骂不绝口”,痛斥当局卖国媚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何应钦问他:“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蔣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說:“我要救国,蔣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時,他坦然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
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解往北平。11月23日,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的“军法会审”法*,他义正辞严。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11月24日晨,吉鸿昌被从北平陆军监狱(地址在东直门内炮局胡同)被押往天桥西刑场枪杀。面对“就地枪决”命令,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最后时刻,吉鸿昌披上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地上写完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后,他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扬眉瞪目,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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