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纵然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但府兵的本职是农民，他们视生计重过胜利。笔者前文提到过鲜卑族将领的士兵是跟随其主将姓氏的，但在府兵制运作起来的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保持着“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态，这样一来府兵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而募兵制则打破了这一点，唐玄宗时期为什么会爆发安史之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禄山同时担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下的兵都是自己募来的亲兵，最终其势力都超过了唐朝中央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爆发叛乱吗？当然统治者设募兵制的初衷显然不会是这样，只能说安禄山此前的邀宠、谄媚工作做得太完美，成功蒙蔽了玄宗。我们反观炀帝二征高句丽，可以发现实际上从这时开始，募兵的想法已渐渐显露出来，“骁果”就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尝试。这些“骁果”并非乌合之众，而是非常有组织的，隋炀帝特别设置以“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为名的将官统率他们。有了军队，还需要有主将进行指挥。这一次隋炀帝会选择谁来担任主将呢？他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重新起用了宇文述，同时，还派了同样是以罪将身份官复原职的杨义臣。在小说《说唐》里，杨义臣是瓦岗军的死敌，摆了一个铜旗阵，结果瓦岗军得罗成做内应之助，破阵之时，铜旗被秦琼抡锏打断，杨义臣本人自刎而亡，完全是一个不入流的三等角色。但在正史中，杨义臣也算是隋朝比较有名的一员大将，是鲜卑族，本姓尉迟，后杨坚赐其姓“杨”。当年汉王杨谅叛乱的时候，代州总管李景被杨谅的部将乔钟葵所围，向杨义臣修书告急，请求援兵。杨义臣立刻发兵两万，前往救援。乔钟葵帐下有一员骁将，叫王拔，勇猛善战，数次带骑兵冲击杨义臣的军阵。杨义臣决定择选勇士，与王拔对决。车骑将军杨思恩自告奋勇，带二十余名骑兵冲向王拔，一路冲到王拔的军旗下，两军刚刚相交，杨思恩的骑兵突然临阵胆怯而撤退，杨思恩寡不敌众，被王拔斩杀。杨义臣悲愤交加，亲自敛葬杨思恩，又将临阵退却的骑兵尽数腰斩，以正军纪。首战失利，杨义臣决定采用疑兵之计，克敌制胜。他将军中的牛、驴等牲口悉数聚拢，每头各派一兵驾驱，每人手中都持有一面大鼓，然后悄悄进入山谷之间，等待号令。布置停当后，杨义臣亲自率兵与乔钟葵开战，两军刚一接战，杨义臣一声令下，潜伏于山谷间的士兵驱使牛、驴开始狂奔，一边奔跑一边击鼓，一时谷中烟尘蔽天，鼓声大噪，乔钟葵大惊，以为谷中有杨义臣的伏兵，马上率军撤退。兵败如山倒，主帅阵脚一乱，士兵自然跟着一起乱，杨义臣趁势掩杀，遂解李景之围。后来因功一路做到太仆卿。首征高句丽的时候，杨义臣同样是萨水之败的受害者，因此获罪免职。此次炀帝决定二征高句丽，杨义臣是作为宇文述的副手出现在军中的。
过了两个月，到了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的四月份，隋朝远征大军再次渡过辽水，逼近辽东。隋军出征的时候依然气势满满，似乎初次征讨的失利所带来的阴影已经尽数散去。左光禄大夫王仁恭以劲骑一千破敌数万，隋，但是当部队推进到辽东城下的时候，再次与高句丽军陷入了僵持。隋炀帝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放下了那些所谓“大国风范”的花架子，命令诸将“便宜从事”，即用最高效的方式结束战争，《资治通鉴》记载：
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飞楼、橦、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应变拒之，二十余日不拔，主客死者甚众。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双方均有大量死伤。但隋朝方面涌现出了一个非常耀眼的战斗英雄，这位英雄验证了隋炀帝招募的“骁果”的战斗力绝对非凡。这个人叫沈光。沈光（591——618），字总持，吴兴（今属浙江省湖州市）人。一提到湖州，我们最先能想到湖笔，一提到湖笔，我们则能想到湖州的大书法家赵孟頫。但我们不可忘记，湖州还有一个对隋朝自生至死都忠心耿耿的勇士沈光。隋炀帝进攻辽东的时候，肯定会动用云梯这类的攻城器械。云梯竿长十五丈，沈光作为隋炀帝招募的“骁果”中的一员，一马当先，爬到云梯顶端，就在城顶端与高句丽士兵接战，一连斩杀十几人。高句丽军见沈光如此勇猛，决定不能一对一单挑，于是众人齐上，合力将沈光连拖带拽击下了城头。隋军士兵在城下纷纷驻足仰望，他们只见到一个身轻体健的人顺着云梯往上冲，跳入城头后就淹没在高句丽守军的人海中。正当他们屏气凝神，纷纷猜测沈光的命运之时，忽然见到沈光从高空倒撞下来，不禁跌足叹息，以为沈光就要在此以身殉国。忽然间，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就在沈光往城下落的时候，后续跟上的士兵又架起了第二座云梯，沈光还没落地，耳畔虽有呼呼的风声，但他努力在风中圆睁双目，看到这条云梯上垂着有一条“垂絙”，即又粗又长的绳子。沈光屏住呼吸，看准时机，一把抓住绳子，顺势飞身一跃，把自己甩到云梯上，须臾间又出现在辽东城头。所有的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不仅城头上的高句丽士兵被吓坏了，城下的隋军士兵更是看傻了眼。隋炀帝在后方一听说自己招募来的“骁果”中有这样一个勇士，大喜过望，因为担心沈光有失，所以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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