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散会后呢，办公室整个纪要，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决议，没有拿出明确意见，让他怎么写呀！
为了交差，可怜的加林主任只能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写进会议纪要里。
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之举，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有时甚至能够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
作为行长，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务，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事情千头万绪，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
他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基于这种认识，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厕所行长”。
厕所修建完成后，看上去其实很普通。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
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抓小事还算可以。那么，大事呢？比方说，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
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塌方式”**不谈，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维持老城区，开发新城区”，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b银行、c银行、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脉、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可是，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精耕细作，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不错，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当b银行、c银行、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竣工启用的时候，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这还是次要的，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
赵国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鼠目寸光。
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
孝北县新城区是在一大片农田和几个村落的基础上开发修建的，基本上都是新单位和新楼房，好地段好门面随处可见，但赵国栋对几位副行长提到的很多租赁房都不满意。他固执己见，偏偏相中了是非之地花香街，坚持要在花香街设立营业网点。
提到孝北县的花香街，我们又得多费点儿时间，说说这条街道的来历和渊源。
孝北县成立不久，非常荣幸地被确定为国家扶贫重点县。
争取到这一“荣誉”，不需要弄虚作假，也不需要掺杂水分，建县之初的主要经济数据都摆在这里：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gdp只有四亿元，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不足一亿元，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万元。
因为基数小得可怜，县委县政府就提出了“拼搏八年翻三番，建成中等发达县”的奋斗目标。一般情况下，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都是五年一个周期，契合国家的“多少多少五”规划，为什么孝北县会提出“拼搏八年”呢？
孝北县是1993年成立的，算上建县元年，再过八年就该进入新世纪了。也就是说，县委县政府提的是世纪发展目标。到二十世纪末，全县的gdp要在四亿元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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