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校会计邹贵州在厕所里“谈判”过后，加林郁闷了好几天。
其实他与邹会计平日关系还是不错的。邹贵州名为“会计”，实际上履行的是学校会计、出纳、总务主任多重职责，学校的后勤工作、老师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该他管。这两年，因为学校里只有王加林和方红梅两个人常住，邹会计对他们也比较关照。经常到他们的宿舍里坐一坐，嘘寒问暖，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
邹贵州家住关王村。他父亲是花园镇退休教师，他就是顶替父亲接班到牌坊中学工作的。家里还有老母亲、农民老婆和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女儿在牌坊中学读书，进校就一直在王加林的班里，现在正参加暑假补课，马上就该上初三了。两个儿子还在关王村上小学。
因为自己学历不高，书读得少，邹贵州对三个孩子寄予较大的希望。邹贵州没有承担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他不会教书，因此格外尊重书教得好的同事。在他看来，王加林和方红梅年龄虽小，却都是有能力、有本事、有前途的人。形成这样的认识和印象，除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评价和议论以外，还有学生和家长们的反映，特别是他的宝贝女儿，上小学时老是挑老师毛病，现在回家却总是叽叽喳喳地说王老师这好，方老师那好，吵得他耳朵都起茧子了。
在厕所里与王加林打嘴巴子官司，邹会计的本意是开个玩笑，没想到加林却当真了。两人因此还搞得不愉快。那天一走出厕所，邹贵州就后悔了。回到家里与农民老婆说起这件事，老婆还把他骂了一顿。
说真心话，他压根儿就没有逼王加林还钱的意思，更不会强行从加林两口子的工资里扣款。
镇教育组把七月份的工资拨下来之后，邹贵州没有等加林来找他领工资，就拿着工资单和现金直接送到了加林的家里。
王加林签完字之后，等着邹贵州拿出他写的借条扣钱。
邹贵州却给了加林他们两个人的全额工资，并且非常大度地说：“下个月再扣吧！我知道你们眼下比较困难。”
加林突然感觉鼻腔发痒，似乎要打喷嚏一般，眼泪也差点儿流出来了。
邹贵州收好工资单和圆珠笔，连同手里的现金一起装进黑皮包。他问加林为什么不去武汉看看小方，然后就笑着离开了。
是啊，我为什么不去武汉看老婆呢？现在手里有钱了，我真的应该去一趟湖北大学。这样想着，加林马上开始考虑起去武汉的事情。
方红梅这次面授学习共25天时间，7月底结束。加林打算7月25号出发去武汉，玩个四五天，然后夫妻俩一起回家。当然，依他对老婆的思念程度，他即刻就想动身，但去那么早在那里呆着也无聊。他又不是函授学员，也不可能跟着去听课。一个大男人，无所事事地天天围着老婆转，时间长了别人会笑话的。何况，这些函授学员中还有好多是他和方红梅在孝天师范学校的老同学。
加林不急着出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正在赶着写一篇题为《儿子难做》的小说，想完稿后带到武汉，亲自送到《长江》文学杂志社去，当面听听编辑的意见。
放假以来，他一直在写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无论将来能不能发表，他觉得这篇东西写出来都是有价值的。
现在人们一谈起他的家庭，总会问这问那。你爸在双峰镇，你妈怎么在保定呀？你说你有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姐姐，怎么总不见她来看你呀？你都工作了，怎么会还有两个那么小的妹妹呀？诸如此类的问题，回答起来都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得清楚的，加林因此非常烦。他想把这些“答案”都写进他的小说里，让别人读过小说就一目了然，免得总想刨根问底，东问西问的讨人嫌。
因为有事情做，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加林暂时忘记了学校既不安排他补课、也不安排他照校的烦恼，也没有感觉到像学生们打抱不平的那样，认为他在学校里“蛮吃拼”。
白天，加林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空气对流，让室内敞亮。他只穿着一条短裤，趿一双塑料拖鞋，袒胸露腹地坐在客厅正中央，趴在那张小方桌上奋笔疾书。晚上，也会在白炽灯下把这项工作延续到大半夜。有那么几天，他一日三餐都吃野菜煮面条。后来，实在是咽不下去了，才骑车去花园镇买点儿蔬菜和豆腐回来改善生活。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多长时间没有吃鱼吃肉了。现在发了工资，也该尝尝荤腥了。
在王加林焚膏继晷地抓紧时间写小说的时候，他的邻居程彩清老师家里也是热闹非凡。
负责“照校”的程老师白天一般都是关起门来睡觉，为晚上你死我活的牌场鏖战养精蓄锐。除了偶尔上街买菜以外，家里杂七杂八的事情以及照看女儿月月的任务，通常都由他老婆程芸承担。
每当暮色降临，一些神神秘秘的人员就会出现在校园里，向彩清老师家里聚集。接下来，就是通宵达旦的豪赌。
参加抹牌赌博的“斗士”中，经常会出现牌坊中学教师的身影，包括校长罗成福、副校长丁伯华、会计邹贵州、英语老师赵乾坤和其他几个好这一口的年轻教师。他们有的是在学校里补完课或者带完班之后没有回家的，有的是吃完晚饭之后专程从家里赶到学校里来的。不论是输是赢，这些人总是显得特别快活。散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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