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中的山水也不再局限于《芥子园画传》里的皴、擦、点、染，传统的散点透视被集中在一种意识里，人们在中西结合中开始让古老的毛笔洒脱起来，西安是个书画大省，也是中国书法的根源，但真正有思想的作品少之又少，像石鲁、赵望云等西北画派的领军人物的故去，使西北画派陷入迷茫中，仿佛莫名地以八大山人的放荡不羁画风替代了现代意识流，江南小笔情调的复古风的反而成了现代风，有些自负的画家以为笔墨的运筹是一种突破，其实他被传统禁锢了思想，要么糊涂乱抹，要么千篇一律，他们在玩弄笔墨，没有给予中国画新的生命力，而是疯狂地用它们换钱，只要价格卖的高仿佛就有艺术价值，岂不知艺术的价值需要时代的认可和检验，追风，是所有艺术门派一大忌，个别作家也开始冒充起画家、书法家，没有任何功底，却偏要哗众取宠，凭借自己的名声来卖字画，搅乱了书画市场，更玷污了艺术！没有扎实的素描功底，油画的形就无法精准；没有长期的笔墨勾勒，便把握不了宣纸的习性；没有过硬的法帖临习，你的字便不存在间架结构，更谈不上为书法。
艺术是相通的，先入之而后出之，出之而立才是最高境界，齐白石就是齐白石，徐悲鸿就是徐悲鸿，无人能替代！我个人拙见，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久，该是西方向我们学习的时候了。前几年，西安美术学院迁址到了市区。
父亲把自行车放到美术学院传达室，领着我，迈上向高处土塬伸去的宽阔的砖铺台阶，上了好久，一直上到了山顶（那时我认为是山）的一排窑洞前，只见画上那位老人正坐在窑洞前晒太阳，爸爸打着招呼，姨夫缓慢地笑着过来拉住我的手：“是顺顺吧？！”，这是姨夫对我的特殊称法，他又一把我抱起来：“宝贝，冷不冷？”，我摇着头，他用粗糙的大手把我的手合在他的掌中，帮我搓着，不久，我几乎冻僵的手便热了起来，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姨夫，倒象是从来没分开过，他那地道的老北京话，是后来暑假中我听的最多的，我前几年到北京着姨夫的口音，被宾馆的服务员耻笑：“生装外地人，北京人就低了您的身份！”，我真是无话可说，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到了北京硬被归入北京人的行列，这得怪老姨夫，但一想起他活着时给我做的那些色、香、味具全的菜肴，我又宁肯自己真是北京人。姨夫是个特别厚道的好人，他活到九十岁时便活不动了，人人都说他活够了，可我却在火化他那天哭了，象我这样的人，能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我多么怀念他做的菜和他的笑容啊……
父亲和姨夫在窑洞前开始聊天，我好奇地跑进了窑洞，姨夫嘱咐：“宝贝儿，别跑远了！”，我进去了，原来这一排窑洞里面是连着的，每孔窑洞里都有一个土炕，炕上放着许多木箱子，揭开看，先是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儿，是一些很旧的档案袋，每个上面有着同样的图案，就是现在电影里看到的国民党的党徽，并且在封口处盖着一个长方形的兰色朱文印章：绝密。我一孔一孔地串着，到了最后一孔，我看的有点厌倦了，因为格局都是一样的，而那些被封的档案袋是不能打开的，我爬在一个木箱子上，想着怎样打开档案袋看完后又恢复原样。有人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你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对吗？”，我感到视觉模糊，他似乎是穿着一种军装，还戴着眼镜，我点点头：“外面都一样，可里面一定不一样。”，他同意我的意见：“对，这是我们的死亡档案，每人一份，当然不一样。”，我问他：“你死了吗？怎么死的？”，他的声音很悲伤：“哎，被暗杀的。”，我问：“被谁暗杀的？”，他回答：“被共、党的地、下党。”，我惊奇了：“你是坏蛋？”，他声音很无奈：“各为其主啊，谁都不想做坏人，更不想死呀。”，我问到：“你为什么被枪毙的？”，他回答：“因为逮捕杨虎城和他的秘书夫妇。”，我感到惊讶：“是你抓了小萝卜头的爸爸妈妈？”，他好象不知道：“什么小萝卜头？”，我气愤了：“就是你抓的秘书的孩子！”，他更加疑惑了：“他们的孩子不是没有带到重庆吗？”我告诉他：“小萝卜头是在监狱里生的。”，他似乎不象是撒谎：“那我不知道，我只管逮捕，后面的事我无权过问。”，
我给他讲了小说《红岩》中关于小萝卜头的故事，他仿佛也被感动了：“看来我们真的是错了，至少不抗日是错的，我也对不起杨将军啊！”，他身后有几个声音在责骂他：“你这党、国的叛徒！当初就是因为你的犹豫，差点就没能逮捕杨虎城。”，他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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