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向大队建议，以兴修水利、建排灌站为名，建一个综合加工厂，共三部分：一是火锯房，加工木材；二是粮食加工；三是铁匠炉，打造、修理农具，当然，利用小西沟的水，旱天可以浇灌，涝天可以排涝，只需要支上一个大点功率的水泵即可。大队欣然同意，在食品厂前面，小西沟北侧选定了厂址。我父亲牵头建火锯房，老刘师傅负责捡粮食建工部分，小刘师傅负责建铁匠炉，另外要了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白师傅，一个是王玉春。白师傅在帽儿山东坡上住，会点铁匠手艺，早年就和我父亲相熟；王玉春是割戗锯的王老五大爷的堂弟，受王大爷所托，我父亲收他为徒。他倒是心灵手巧，干活不惜力，很得我父亲的喜欢。不久，厂房落成、设备安装完毕，开始运营。挂的牌子是“黎红排灌站”，可大家还是习惯叫它“黎红加工厂”。这样，我父亲自然就与生产小队脱了钩，也不用兼任统计员了，夜晚恢复了自由之身，打渔也就顺理成章了。
社会上，政治风云突变。报纸上、广播里开始反。经过，**已经意识到人民公社有些激进；、大炼钢铁带来了不良后果，致使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准备在庐山会议上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后来由纠左转为了反右，起因是因为彭德怀写给**的一封信。**把这封信批给大会讨论，意见产生了分歧。**的秘书李锐和湖南周小舟到总参谋长黄克诚家倾泄不满，说了很多对**不满的话，正巧彭德怀也来串门，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在**追问李锐情况时，李锐说了谎。致使**把那天晚上在黄克诚家的聚会定为“非军事俱乐部”，发展下去，就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定为“小集团”，在全党、全国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拔白旗”运动，导致左的错误没得到纠正，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
在这场运动中，我父亲被当做“白旗”批斗、拔掉了。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我姨夫的哥哥是丹东机场的一名职工，当时积极要求入党，正在接受组织考验。回来休探亲假，到我家串门，我父亲和倪秀山在听收音机。他们三人聊了一会，他起身告辞，我父亲自然跟着相送。这时，收音机里播报新闻，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父亲随口说了一句：“说‘市场稳定，物价繁荣’还差不多，市场上什么也没有，可不是‘稳定’；物价见天涨，可不是‘繁荣’？”
谁知正应了那句古话：“祸从口出”。哪知我们的这位亲戚，回去以后，就向单位汇报了，并领受单位的旨意，向临江公安局举报我父亲有“反革命言论”。他当然因为立场坚定、敢于大义灭亲，如愿以偿地入了党。我父亲这边经受了公安局长时间的秘密调查。
当公安局侦查人员到大队调查时，孙成有有一大筐“好话”等着：“高振帮过去长期居住在朝鲜，穿西服、戴礼帽、拄文明棍，显然不是一般人，有‘朝鲜特务嫌疑’。光复后潜回国内，一贯对抗组织，阻挠各项运动???????”但这多是主观臆测或是对运动的认识问题，并不是“反革命”实据。公安部门继续深入调查。
我家窗前有一棵大杨树，枝繁叶茂。每当入夜，公安人员就偷偷爬上树，匿身于枝叶之间，偷听我家的谈话，观察我家来往的人。两个多月过去了，没发现我父亲是“特务”或“反革命”的任何蛛丝马迹。最后下结论：“思想落后，有不当言论，属人民内部矛盾，交大队处理。”
运动来临，我父亲被作为“白旗”的典型，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造成的舆lùn_gōng势，除批判我父亲历史“罪行”外，又增加了两条：一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恶毒诅咒“社会主义社会物资匮乏”；二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大量漫画，一幅画着我父亲拎着渔网，网里有一些鱼，鱼身上写着字，组合起来是“资本主义”；一幅上画着一群人抬着一口棺材，棺材上写着“资本主义”，前头一个人，披麻戴孝，扛着纸幡，旁边写着“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高振帮”。然后是大批判，借用造纸厂的会议室，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把我父亲拉到台上，由群众揭发批判。名义上是大辩论，可哪有一点辩论的气氛？辩论是对等的关系，允许双方发言。开始我父亲还想辩解，可是一开口，底下孙成有安排的一群人就领头喊口号，接着就是他们一轮一轮连珠炮似地发言，哪轮到我父亲说话呢？后来，我父亲干脆就缄口不言了，任由他们胡说八道。这里面最积极的自然是我父亲的亲家、我大姐的老婆婆了。
挨了三天批斗的父亲，除了郁闷，还是郁闷。从来不喝酒的父亲这天晚上端起了酒杯，一口酒下去，呛的剧烈咳嗽起来，趴在桌上，憋得脸色通红，双肩抖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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