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叫歪理邪说,我们科的赵大夫前两天还被病人打了两个耳光,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病人跟医生就像仇人一样!”
“哎,现在的医患关系真的是不如以前了!”舅舅感慨说:“记得我刚上班那会儿,有一次来了一个眼外伤的小孩。大概三四岁的样子。他的父母都是农村的,家里很穷。夫妻俩都是那种特别老实的庄稼人,不会讲什么,只是对医生千恩万谢。因为知道他们穷,所以科里的人都自发地为他们捐东西。作手术那天,小男孩的爸爸特意跑出去买了几个大西瓜想送给我们——我想,这是他唯一能买得起的东西。手术很成功,可西瓜我们不能要。后来他一直坚持,我们只留下了一个。剩下的都给他们一家人留着吃了。过了一年,孩子的爸爸又回来了。这次他是专程来医院看我们的。记得那些次他很高兴,给我和主任带来了一袋笨鸡蛋。并且告诉我们孩子恢复得很好,让我们放心。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他那憨厚的笑容。想起他,我会忘了很多不开心的事。那时候的医患关系真得很好!”
“舅舅,你帮我走走后门,把我调出门急诊吧!我真得不想在那里干了!急诊科医师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作息不规律,唯一规律的是那份铁打的排班表。人家上班,我们下班,人家下班,我们上班。朋友、同学叫我出去喝酒,我最经常的回复是‘在上班’。人家共享天伦,我们唯有祈祷。急诊科医师不像是医生,甚至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拥有自己的生活。只有看着时间,看着排班表,安排着自己少的可怜的休息时间。有时,睡觉都变成了一种奢望。当自己在凌晨十分下夜班的时候,大街上就自己一个人,周围都是黑暗,哪里也去不了。真的特别痛苦!”
“你说得有几分道理,当个急诊科的大夫,其实没有职业前途,内外妇儿样样都懂,但样样不精。做医生要术有所长,在急诊科呆的久了,将来连个病房大夫都没能力做。”舅舅认同地说。
“就是啊!”我随声附和。
“话虽如此,你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在那里工作,没有上班两三个月就能调科的道理。忍个一两年,积累些经验,调动也容易些!”
“我知道了!”
过了两天,舅舅带我去邱院长家送礼——给她买了一个果篮,里面放了两千块钱购物卡。到她家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感谢院长能把我招聘进入中心医院。却只字没有提给我调科的事情。
从院长家出来,舅舅对我说,现在提调科的事情为时过早,你只管逢年过节给她送礼,这是一种感情的积淀,天长日久,她自然对你有一种正面的看法。过个两三年,你再求她办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舅舅又带我去卫生局副局长家送礼。我有些纳闷,招聘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去奉承他。
舅舅说,他的大学同学马上就要升正局长了,常言道,朝里有人好做官。难道你想一辈子当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吗?现在奉承他,是为了将来打基础。
原来如此!!!
我又跟家里要了一些钱,买了三千块钱的购物卡,放在果篮里给副局长送到家里。
局长家里装修得非常漂亮,实木的家具、真皮的沙发、三星的家电、启功的真迹。每一件摆设都显示出家底的富足。
舅舅和副局长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坐在一起半真半假地叙旧。
局长夫人坐在一旁看电视,时不时跟我说两句话。她四十出头的岁数,皮肤保养得很好,戴个金丝眼镜,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的白金项链,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十足的官太太气质。
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大女儿读高中了,小儿子穿着开裆裤趴在保姆的怀里吸奶嘴。
事后,我问舅舅,为什么他们家不搞计划生育呢?
舅舅冷笑一声,说道:“人家有本事呗,我们俩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中心医院,我在眼科,他在儿科。可是后来他认识了现在的老婆,两人结婚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中心医院,调进了卫生局。一打听才知道,他的老岳父是军区的一个司令员,后台硬得很。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坐上了卫生局的第三把交椅。第一胎生个女儿,十分的不甘心,就办了一个残疾证明,说她女儿是弱视,很轻松地拿到了二胎准生证,如愿以偿地有了儿子。”
“真厉害啊!”我由衷地感慨。
“所以,将来你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找一个有背景的大家闺秀,对你今后一生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舅舅的一番话,好像一株色彩艳丽的罂粟花,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罪恶的花朵。
只要一有饭局,舅舅准要带着我一起去,一方面,他有酒精肝,让我帮他挡酒;另一方面,让我经历些场面,长些见识。
星期天的时候,舅舅又叫着我去参加一个人的生日宴会。
坐在车上,我随口问了一句,咱们这是要参加什么人的宴会啊。
舅舅告诉我,那个人叫叶震,和舅舅住了十多年的邻居,私交相当不错。他原来是中心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兼副院长,个人能力非常强,中心医院的老院长退休之时,他和心内科的张主任一起竞争正院长一职,两个人斗得你死我活,他把所有的股票都买了,张主任借了一屁股的帐,两个人拼命地给卫生局领导、市委领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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