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100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
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
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c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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