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郝风楼的办法，其实就是切香肠，将那香肠一小片一小片的切下来，不断的去试探对方的底线，若是在东方，也可以称之为温水煮青蛙，说穿了，就是在维持着斗而不破的局面下，一次次的去挑战对方的底线。
要修铁路，还要贯穿整个广西，沐晟听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大大的不妥当，可是他的性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便是他不敢担当。
不错，眼下郝家咄咄逼人，一副只要不肯，便要鱼死网破的姿态，沐晟不敢承担这个风险。
因为平叛与否都在于朝廷，沐晟负责的只是军事，至于广西布政使司，这位仁兄虽然主政一方，放在广西，也算是了不得的人物，可是对朝廷和谅山来说，都未免不太够份量，压根连说话的份都没有。
如此一来，夏元吉一面在与沐晟磋商，另一面，谅山那儿已经开工了，许多的劳工开始涌入广西境内修桥铺路，热闹无比，甚至连征地的问题都已经自行解决，一方面是广西地方上大多倾向于陈学，对于铁路这等新鲜事务，他们倒是赞成的，毕竟谅山已成为他们的圣地，谅山有的东西，大抵不会坏，这个时代的人和后世满清的读书人却有不同，这个时代的人更为自信一些，就好比中世纪的西洋教，因为被大食人时不时按在地上一通猛揍，便不免走向极端，见了所谓异教徒便一把火烧了，半分客气都不曾有。而反观当时的大食人，却是居于世界中心。对新鲜的事务很能包容，吸收了天竺、西洋甚至是东方的许多文化，取长补短，虽对异教颇有歧视，却还不至于见人就放火便烧的地步。可是到了后世。由于西洋的强势，因而具有了包容性，大食却掉了个个，反而变得极端。
大明和后世的满清也大抵如此，许多新鲜的东西传来，大明的读书人自然有他的自信。因而并不排斥新鲜的事务，虽然也有争议和讨论，可是并不是一味的排斥，乃至于许多名士索性研究西学。
现在，情况也大抵是如此。至少在广西，许多士绅并不排斥这些，更何况他们暗地里有许多的买卖，若是修了铁路，输送通达，对他们亦有不少好处，毕竟眼下在广西最值钱的并非是土地，而是矿山和山林。
即便是一些守财奴。想要抗拒的，可是那浩浩荡荡的劳工跑到你家地里着手的时候，你能奈何？告官？这为官之人最怕的便是做出头之鸟。让他们欺些小民便罢，手里头就这么几十个三班的差役，敢和那数千数万的劳力为敌？更不必说，这些劳力背后还有郝家，打你两个耳光，怕你也不敢放出一个屁来。
沐晟对于郝家的这等行为自是大大不满。只是他既是一切以家族利益为考量，这才和郝家为敌。而如今，同样也是如此。他的一切言行举止都不可能鲁莽冲动，于是乎又不得不将这皮球踢到朝廷去。
而朝廷对此几乎没有音讯，理由也很简单，铁路是什么，朝中诸公怕也不甚明白，料来大抵也就是官道一样的东西，这东西能有什么用，有什么危害，似乎也想不出来，于是乎便委派了一名巡按亲往广西来查看，如此一来，一来二去，若是打个来回，怕是没有几个月，也至于半年的功夫，到了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这其实也就是效率的问题，帝国过于庞大，导致朝廷的政令往往要慢上几拍，而就在这几拍的功夫，却不知会耽误多少的事，本来这种情况，朝廷委派节度使，让其全权代表朝廷治理一方，乃是最好的选择，可问题却又出现，因为节度使上马管兵、下马管民，手握全权，就极可能造就一个又一个的土皇帝，因而这强干弱枝就成了朝廷的选择，在地方上，为了防止封疆大吏权柄过大，于是便将这权利逐敲碎分散，什么学政、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转运司等等，结果就是表面上地方再无做土皇帝的可能，可是同时，因为这种制约，却等于是谁说了都不算，事无巨细都得由朝廷处置，偏生朝廷距离这里山长水远，政令不通达，平时倒也罢了，一旦遇到像郝家这样的事，反馈和回应的速度根本不足以解决任何问题。
事情也只能这么将就。
桂林府这儿有些杂乱无章，而杨士奇则带着人开始进行规划和布置了，杨士奇终究是个有地方经验，却又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学士，许多事在别人眼里或许是很麻烦，可是一到了他的手上，便可立即一二三四五的拿出数个解决的方案，最后磋商讨论一番，拿出一个最不坏的结果布置下去。
比如这桂林府新城的规划就很有意思，从前的桂林府格局太小，已经不足以承载如此多的外来人口和往来的商旅了，既然如此，那么必定是要向外拓展的，只是要拓展，第一个办法就是拆除城墙，只是一旦城墙拆除，却又会遇到一个麻烦，那便是将来一旦遇到战事，城中就没有任何屏障了，既然如此，那么这旧城索性就可以当作一个军事基地，而在漓江对岸开发新城，新城的街道事先都要经过规划，所有的土地如何征收，又如何兜售，哪些地方该设巡捕局，又当建立新的衙署，哪一片区域是工坊有地，这些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杂乱无章了。
事实上，关于城市规划，也算是汉人的老传统，毕竟这里的城市规模往往庞大，早在隋唐时就出现过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若是没有规矩，天知道会成什么样子，永乐天子在的时候，就曾想重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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