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环境中，如何顺利地把被捕的人带走，都得多方研究。例如从三四层楼上把一个人带下来，行动特务应该走在前面或后面，就很有讲究。因走在前，很可能被踢下去；走在后面，对象又可以奋不顾身地滚下去或跳下去。特务们都有经验，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范的，往往要经过一场异常激烈的生死斗争。所以教官在讲课时要对曾经发生过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详细教给每个干行动的特务。在逮捕时，除了怎样防止反抗外，还得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研究出一套对付办法。例如老年人、妇女、小孩等被捕后，不是反抗而是赖着不走，或大哭大叫，特别是老年妇女，特务们对这些人既不便打骂而引起围观的人的同情，增加麻烦，又无法动以利害或威逼。遇到这类的人，特务们便得先发制人，用一套特别办法，使之身体上既感到些痛苦，又无力挣扎叫喊，但又不是十分痛苦，于是只得跟着走。这些课程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所以，学生受伤次数非常频繁，教官们毕竟不是专业教师，下手没轻没重，蓝东隅只能安排更多的校医常驻临训班，尽量避免“严燮死亡事件”重演。
有许多课程的实习，是不需要拿学生做对象而由教官像玩杂技一样表演给学生们看的。这类表演往往使学生很感兴趣。如像手枪的使用与携带，教官在上课时身上便先带上几枝手枪，他一面说明特工人员的手枪是第一生命，既要不暴露目标使人注意，又要求出枪迅速射击准确，能先发制人，一面很快掏出手枪，向预先悬在课堂中的枪靶发射一枪。当枪声响后，枪靶被击得摇摇晃晃时，不少学生连看都没有看清，往往要求再来一次。教官总是把身上带去的枪都迅速□，让学生看清楚，再将衣服解开然后将枪一枝枝再插回去。又如对于开手铐、开锁等不用钥匙，而用一些随便能找到的代替品，很快把手铐或锁打开，也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教官们这样做，为的是使特务工作的这一套捕人杀人的课程避免讲得令人毛骨悚然。
在进行毒物试验时，便是用狗来代替。如将几滴苦扁豆油滴在一块牛肉上，狗吃了下去，几分钟内便在地上滚去滚来，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生命，但人吃了这种东西关系并不大。其实有些毒药，军统并不把它公开来传授，只在使用时将配制好的成品混入食物中，交给特务们去使用，并不把它的名称和配制方法让人知道，用来讲授的只是一般的东西。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便将他弄来作“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员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教官们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
这种血腥型教学，是戴笠授意蓝东隅准许的，这种无法无天的作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在戴笠眼里，蒋介石是万人之上，他的军统是一人之下，然后才是法律。
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高材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
一些不能实习的课程，教官便举出过去军统在工作中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说明。在这些现实的案例中，所指出的对象或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日/寇、汉/奸、反/蒋分子、激进民/主党/派等。拘捕术这门课程分得很细，将不同情况下怎样进行拘捕分别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等，由沈醉主讲。
指捕，是讲极个别被捕的人，因受不住酷刑拷打而供出自己有关的人的时候，由特务们带着他一同去逮捕他指明的对象。沈醉在讲这门课程时，几乎全部是讲的如何防止受骗，不要弄得打草惊蛇。因为特务们在这方面受过不少的骗，上过多少次当。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捕的人员时，却反而被利用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关和其他人安全转移。这是受审人员欺骗特务人员，假意说出地下党的地址，往往是在同一条马路的对门或附近，当特务们带着这个人员去搜捕时，地下组织的人不但马上会警惕起来，而且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志已被捕，于是迅速转移。特务们过去常常因此扑了个空，被利用为通风报信的工具。所以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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