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快些,它们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已经成型了,种他们我没花多少工夫。但花草很娇嫩,我们也还指望它们能开,阿诚简直不能更小心了。我们蹲在花坛边好久,才算给他们安好了家,扶着站起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头昏眼花,一并跌坐在土里。
常言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想这话不假的。我们都跌在土里,他却先去看有没有压到花草,哪里管我。我取笑他,他又不服,只说人比草木结实。
其实也不是的,那之后每年花都开,我们的松柏也一年长得比一年好,最后修剪他们成了大问题。本以为这些活总轮不到我头上,谁料到后来阿诚左肩不行了,万万抬不起来,早些时候受的伤老了全报应回来,倒成了我的事情。我嘴上说要叫花匠来收拾,心里却嫌他们粗手粗脚,最后还是自己弄。
之前我有个学生十分殷勤,人也勤快,总来替我们修剪花木。我疑心是他担忧自己博士论文过不去来讨好我,但他那论文写得也确实太差,我也就半公半私地多扣了他半年。半年后我放他过了,他居然还十分感激登门致谢,倒叫我这个额外扣他的人有些不好意思,只佯作慈祥地笑。
我开始带博士以来,每次学生到家里,他总找借口出去。有一次被撞见了,只好承认是我的弟弟。那个学生后来节日送花给我,就捎上他的名字。早知道我应当说他是我的先生,明教授和明先生,卡片上写的也好看些。
他没在学校里工作,怕惹人注意。他开了间画室,因为我不得不免了他的房租,所以他的收费比巴黎其他的画室便宜些,于是聚集了许多来巴黎留学的穷艺术生。这些艺术生努力,渐渐地在巴黎居然也有了一点微末的名气,便引来有些名头画家教他们,久而久之阿诚就隐身为这画室的明老板,偶尔只教小孩子画画。
这些穷艺术生都吃不起外头的饭菜,久而久之练得一手好厨艺。他们又来自天南海北,我们便很有口福。有个学生是上海来的,他和阿诚关系最好,总过来给我们烧饭。松鼠鳜鱼烧得特别好,和阿香是不相上下的。那天在花园里我们招待他喝下午茶, 听我们也是上海人,就问我们同上海的明家有什么关系。阿诚说:“就是同姓罢了。明家大少爷抠门得很,我可没见过。”
反了他了。
他瞧见我们的茶花,就接着说那十年明公馆被革命委员会征用了,茶花是资产阶级产物本来要被铲,上头又说之前明家建国前出过爱国资本家也出过烈士,不让动,但也没人照料,所以就剩松柏长得好。
我问他现在呢,他说前几年上海市政府给修缮了,租给制片厂拍片子用。
他后来囊中羞涩实在读不下去艺术了,阿诚借了他一笔钱,在巴黎开了中餐馆。开业那天,我和阿诚受邀前去,最后送了一盆我们养的茶花。他是真的挺高兴,觉得红茶花喜庆,放在包厢雅座里,我和阿诚每次去,他都带我们到那个房间去,摆上满满一大桌,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大约是味道好,他的生意十分火爆,两年多就攒够钱还给阿诚,我扫了一眼,他还计了利息,确实是个实在的人。但白吃了这许多饭,早就拿他当小友,阿诚劝他把钱留下来翻新一下,雇个帮手,把生意做大,不急着杀鸡取卵。他到底是个学艺术的,一时没想通这一层,阿诚只好哄他这钱算入股,以后赚了更多再分,他也听了。如今他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了,儿子不愿意继承家业,倒愿意学画画,到我们家来写生过茶花。
他们上次来的时候,阿诚的腿已经不怎么好,跌了一跤起不来,我一个人弄不动他,他们帮我一起把人架到床上,我们也终于承认需要请一个护工了。护工是个意大利小伙子,有点懒,所以也不肯找什么正经工。原先在我同事的家里做花匠,推荐过来的,人长得漂亮,嘴也甜,很快就把基本的中文学得溜溜的,连上海话也能怪腔怪调地说几句。我们就没有换掉他,每天看他在跟前哼歌儿,伺候花草,我们也很开心。
他很细心,心肠也好。有些茶花也老了,再开不出花来。他自己去买了悄悄换掉了,换成同一颜色样子也差不多的,不叫我们知道。阿诚那天不同我说起,我都没注意,因为那些颜色我这已经看不清了。阿诚的眼睛比我好,肩膀却已经不行了。最近天气转凉,他也睡得不安稳。夜来我听见他的呼吸声,知道他很疼。他又忍着,显然不想叫我知道,我只好闭着眼睛装睡,没睡多久,他忽然叹了一口气:“你是不是已经醒了?”
我说我帮你揉揉,他就躺平了,将肩膀送我的手下。
都是老毛病了,是我之前那一枪留下的毛病。他的皮肤已经松弛,枪伤的痕迹也淡了许多,随着松弛老旧的皮肤一样褶皱起来。我摸他的肩头,我曾经吻过的骨肉亭匀的肩头,如今都瘦了许多了。那些惊心动魄也随着我们的血肉一起失去了光泽,如今只蜷伏在老旧躯壳的深处。
他那一跤跌得重,骨头很久没好。就坐着他的轮椅去花园里,意大利小伙子会送我们许多新鲜的茶花,一大捧,还带着露水,祝我们与阳光与松柏同在。
阳光与松柏也许能长久到千年万年,而人确非草木。
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本来记性都不太好了的阿诚忽然想起来,距离我们在小祠堂里化了那张合婚庚帖已经整整四十年。于是我们去那个上海学生开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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